本文轉載自《性義工》一書，河合香織著，中文由八方出版
【文/郝明義(大塊文化出版公司董事長）】
我第一次知道有專門對身障者提供性愛服務工作這回事，是看《鐵肺人生》這部紀錄片（Breathing Lessons）。

這部電影是一位美國華人虞琳敏（Jessica YU）導演的，得了1997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。片子讓我見識了美國社會如何在八十年代，就重視對待「身障」的文化──其中包涵了硬體與軟體的文化──設計了各種可以讓身障者「自在」地生活的環境。

《鐵肺人生》紀錄的，是一位極為嚴重的小兒痲痺症患者馬克。奧布萊思（MARK O’BRIEN）。小兒痲痺症的患者，都有脊椎受損而扭曲變形的問題，但馬克的脊椎嚴重扭曲變形到難以自行呼吸，必須置身於一個圓桶形的「鐵肺」才能生存。

馬克如此自述，「多數這類病人的情況並不太嚴重，可是有些人，比如我的情況就很特殊，事實上已經嚴重到了四肢癱瘓，離開這個機器就無法獨立呼吸的程度。我可以離開它一小時左右，但大部分時間我是在鐵肺裏度過的。」

但是馬克這位躺在「鐵肺」裡的人，卻就讀柏克萊大學，利用電動輪床（因為他坐不起來沒法坐輪椅）就可以自行活動的校園環境，完成了他的學業，進而在畢業之後，成了記者兼詩人。（想多知道這部電影相關資料，可洽廣青基金會，我是在他們辦的「圓缺影展」中看的。）

但我印象最深刻的，是美國在八十年代就有Sex Surrogate（性輔導師），可以幫助馬克面對他對性的焦慮與問題。「性輔導師」都受過特別訓練，經過心理醫師的「處方」後，可以為重度「身障」的人進行包括性交在內的服務，但以八次為限──以免和被輔導者產生感情糾葛。

看過電影後，我上網想了解進一步的資料，查到馬克後來寫了一篇文章＜我見性輔導師的經驗＞（On Seeing a Sex Surrogate）。那篇文章很仔細地描述了他如何透過按次收費的性輔導師，有了生平第一次和女性裸裎相見的機會，又如何在歷經四次之後，才終於真正體會到性交。身障嚴重如他者，在這個過程裡的心理，以及一位性輔導師的工作內容，都被仔細地記錄了下來。

不論馬克本人在這個過程中的心情如何波濤起伏，光是看美國社會能為「身障」者設想得如此週到，不僅可以讓他有便利的環境完成學業，還有「性輔導師」的設計，不能不由衷佩服。

馬克在《鐵肺人生》裡還說了一句話，也讓我學到很多。

他說：“Disabled” doesn’t mean “Handicapped”（“Disabled” 並不等同“Handicapped”）
“Disabled”和“Handicapped”在英語世界裡都蠻常見的，即使我自己也是個小兒痲痺症的患者，以前也沒有注意其中的差別。聽了馬克的話，查了一下字典（劍橋大學在網路上的Cambridge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），發現大有不同。

“Disabled”指的是「欠缺某種肢體能力」。

“Handicapped”指的是「經由先天、意外或疾病而導致的一種心理或生理情況，因這種情況而使得日常起居要比沒有這種情況的人困難一些。」

換言之，“Disabled”只是一種事實陳述，陳述「欠缺某種肢體能力」；“Handicapped”則強調「日常起居要……困難一些」。

在台灣，“Disabled”和“Handicapped”，我們一不小心就容易一律翻譯為「殘障」這種說法。但是即使生活重度不便，必須以「鐵肺」為生的馬克，還這麼注重“Disabled”和“Handicapped” 的差異，主張“Disabled” 並不等同“Handicapped”，值得我們注意。

是的，“Disabled”也許相當於“Handicapped”，也許不是。其中的差異，就是看一個社會為Disabled的人設計、準備的工作、生活環境，基礎建設，究竟如何。如果這個社會環境與基礎建設，可以讓一個即使是“Disabled”的人也可以很方便地工作、生活，那麼他就可以離“Handicapped”遠一些；否則，當然“Disabled”也就等同於“Handicapped”了。

回頭再看看我們的社會。記得三十多年前剛來台灣的時候，還很多人把英文裡的“Disabled” 或“Handicapped”，都叫成「殘廢」。今天，法定的稱呼雖然改為「身心障礙者」，但是一般最普及使用的說法，卻還是「殘障」。至於如何區分“Disabled”與“Handicapped”之意義的差別，當然就更不是我們注意範圍所及的了。

這麼看，也就知道《性義工》這本書裡所記錄的人與事，到底是什麼意義了。

其實，不過是在記錄日本和荷蘭兩個社會裡，有一些人在幫助Disabled的人，提供他們一些服務，讓他們在性生活上不致於直接等同於Handicapped。如同書裡所提到的，一般人也許不會想到，「殘障者」怎麼也有性的需求與能力，但馬克的話讓我想到，很有趣也很諷刺地，正是在性這件事情上，才真正可以說明“Disabled” doesn’t mean “Handicapped.”的道理。是啊，欠缺某種肢體能力，怎麼能等同於說他／她在性生活上一定困難呢？在性生活上有障礙，但是卻毫不欠缺肢體能力的例子，可是所在多有。

《性義工》裡的人，許多並不是馬克所談到的「性輔導師」，然而不論是完全做義工的家庭主婦，或專門為身障者所服務的性工作者，都是在為肢體上Disabled的人，提供一種社會的基礎建設，讓他們的生活儘量免於Handicapped。這種基礎建設，和建築物的階梯旁需要架一個坡道，大樓裡需要有輪椅方便進出的洗水間，沒有什麼不同。

然而，看這本書也可以感受到，即使在日本和荷蘭，這些性愛義工或收費服務者，仍然遭遇到的龐大壓力。但也就因為壓力大，所以又特別讓人感受到這件事情應該事屬社會的基礎建設──否則，荷蘭也不會有三十六個市政府為Disabled的人一個月支付三次性愛費用的社會福利了。

當然，在台灣，連我們引以為傲的世界最高樓一○一大樓，都沒有方便輪椅進出的洗手間（到2007年11月的現況），要談這些社會的基礎建設，畢竟太遠了。

也因為太遠，所以寫了這篇文章來介紹這本書。
本文轉載自《性義工》，河合香織著，中文由八方出版
我和我身心障礙朋友的愛慾情仇

【丁美倫 口述‧蘇惠昭 整理】
那件事發生的時候，我才讀完《性義工》譯稿沒多久。
在身心障礙協會的活動上，我發現一個60多歲的阿伯緊盯著我，後來我上洗手間，他也跟過來了。
「我有話對妳說」。「說ㄚ」。「我真的要說了──」。「你就說ㄚ」。
那是我們在廁所前的對話。

他終於說了，帶著羞愧的神情：「嗯，剛剛看見你，我……射精了，因為我受過傷，腦子雖有那種想法，卻不能和身體連接起來，剛才卻……。嗯，很久沒有這種感覺了，我很想告訴你這件事。」

然後他的臉上浮現一種「我總算還可以」的快慰。

不知為何，面對那樣的場景，一個身障老人誠實的告訴我他射精了，而我並不覺得猥褻，可能是因為剛剛讀完《性義工》的關係，一本日本女作家探討身心障礙者性需求的報導文學。

面對性的慾望，那裡一直有一道封印，「不要去揭開它！」大家拼命喊，拼命阻止，以為只要牢牢守住，不要碰觸，就可以化解掉身心障礙者的七情六慾，假裝它們不存在。

《性義工》安安靜靜揭開了它。

而對自己成為身心障礙者的性幻想對象，我有一種比「深感榮幸」更複雜、更迷惘的心情。

然後我想起了一件更早以前的事。

我們協會辦公室一直由一群智障生負責打掃，其中有個男生似乎很喜歡我，每次看到我都會靠過來，碰一碰我，喊姊姊、姊姊，那天也一樣，他喊了我「姊姊」後，才一轉眼，因為剛好穿著一條黑色褲子，很明顯我看出他射精了。

「不好意思，妹妹，」輔導老師也知道發生了什麼，過來拍拍我，怕我被嚇到。「他雖然只有8歲的心智，但身體卻是35歲的身體……」

一個35歲的男人，看見了喜歡的女人，勃起、射精，這在正常人的正常世界中再正常不過，但發生在一名35歲的智障男人身上，它就成了一個不可說、不能說、不知該如何說的禁忌。

「那你們都怎麼輔導？」我問老師。

老師告訴我，有些智障者家庭會帶小孩去結紮，而社工員能夠做的，也就是轉移、轉移、轉移。轉移才能昇華。

但我們也經常聽到這樣的故事，為了傳宗接代，在看不見的角落，不知有多少父母為他們的智障兒「買」一個外籍新娘，而我所認識的一名智障女，我不時看到她大腹便便的樣子，所以便有一種惡意的說法不斷在傳播，說是一旦體會過性愛的滋味，身體被喚醒了，這樣的女人便會再度渴望，男人便有了趁機而入的機會，畢竟性是本能，而且永遠不能滿足。

到底智障者有沒有性的自主權？該不該生育？結紮人不人道？「智障者不是中性人」，身心障礙服務資訊網上有一篇「唐氏孩子的性教育」，文中提及美國學者Gordon的主張：每個公民都有權利要求適當的教育，智障孩子也和所有人一樣，需要愛和被愛，需要肯定其價值，並接受其為性的個體，「在近乎完全壓抑與否認性慾的情況下，成熟的智障兒在這充滿刺激的現代社會中，愈迷惑與不安」他說。

這讓我不斷想起《性義工》中，那些幫助癱瘓者自慰，或者帶他們到色情店「開查某」的日本社工，還有荷蘭，它竟然存在一個為身心障礙者提供性服務的團體SAR。

那是怎樣一個人權至上，觀念高度進化的社會，像遙不可及的天堂，不然怎會在維繫身心障礙者的生存之外，也照顧他們的心靈，正視性的需求。心靈和性，某些情況下它們的意義是相通的。

(本文摘錄自《性義工》，河合香織著，中文由八方出版)